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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为自己没资格做甲级战犯而遗憾

  1947年4月30日,“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出差法庭”主持的一次特殊审判在日本酒田市举行。证人席上接受质询的一个老者盖着毛毯坐在轮椅上,看上去虚弱不堪。因为他已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行走,法庭只好派了美国检察官前来听取他的证词。由于他的证词将直接影响许多重要日本战犯的命运,各国记者蜂拥而至,等待记录这历史性的时刻。

  轮椅上的老人双眼一下变得炯炯有神,轻蔑地答道:“东条是没有自己主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法庭的气氛顿时由这个证人控制了。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检察官不甘如此,立即打断他:“证人,请不要说和询问无关的话。你只需回答yes或no。”接着,检察官问他:“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伤害?”老者立即反唇相讥:“请法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怎么用yes或者no来回答?”

  这样的激烈交锋一连持续了两天,但检察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使法庭变成了这个老者狡辩表演、冷嘲热讽的秀场。检察官最后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脱口而出道:“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这个终其一生都桀骜不驯、神秘怪异的另类人物,就是日本陆军大名鼎鼎的石原莞尔退役中将。他被称为日本关东军的“大脑”,亲自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让东北大地血流成河,也把整个日本拖入战争深渊;他因主导“满蒙独立”而成为“满洲国之父”,却因力主暂缓侵华的“不扩大”战略思想被日本军部排挤出局;他双手沾满亚洲人民的鲜血,自己却因为没有资格当上甲级战犯而抱憾终生……石原莞尔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与魔鬼合而为一的“异类战犯”,一个号称“日军之智”,对中国人民而言却是最危险的“恐怖天才”。

  性格是命运的基石。石原莞尔惊世骇俗的一生,从幼年时代那些特立独行的疯狂举动就展露无遗了。

  1902年,11岁的石原莞尔轻松地考上了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其他学生被沉重的课业压得透不过气来,唯有石原随时都在阅读与考试无关的闲书。他最崇拜的人物是拿破仑,还喜欢收集有关拿破仑的各种文物。幼年学校的考试以论述题为主,别人答题时总试图拼命多写一点,石原莞尔却永远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问题,那时候就有个广为流传的“石原式学习法”。

  石原这种天马行空的学生,注定永远和上司搞不好关系。他经常和中队长、区队长发生争吵,屡次被扣去品行分。1907年12月他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半,毕业学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而他偏偏名列第六。这明摆着就是校方故意为之,要杀一杀他的傲气。

  尽管以狂狷闻名,但石原莞尔的军事天分却有目共睹。早在陆军幼年学校时,别的小孩争相选择梦寐以求可以纵马驰骋的骑兵专业,而石原通过阅读大量书籍,已敏锐预感到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仍是陆军,便选择主攻步兵专业。

  1915年,日本陆军最高学府——日本陆军大学校招生,作为“将军的摇篮”,这所学校的生源可谓万里挑一。石原所在联队通过初试的就只有他一人。面试时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回答:“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啪啪啪!”主考官们全愣住了。要知道1903年人类才实现第一次飞行,石原这个异想天开的答案今天看来已属于常识,可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性的设想。一时间,考官们面面相觑,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考谁了。

  就这样,背负着全联队的期望,石原莞尔昂首挺胸挎着军刀迈入陆军大学。来到这个号称精英中的精英群体,石原恃才傲物的性格依然故我,有增无减。1918年,元帅梨本宫守正亲王代表天皇到陆军大学进行“特命检阅”,这对学校可算是天大的事。其他人都是清一色穿上最好的黄呢料子军服笔挺受阅,唯有石原莞尔一人穿着皱巴巴的卡其布军装,在人群中格外扎眼。原因是他不满于一位同乡被学校开除,故意借这么个庄重的场合给校方捣蛋抹黑,以发泄不满。

  1919年临到毕业时,石原莞尔重蹈覆辙。他的毕业成绩本来是第一名,却硬生生被拉下到第二名。因为首席毕业生享有觐见天皇并发表御前讲演的特殊荣誉,但谁也不敢担保这个“怪物天才”又会在天皇面前胡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但几十年来,没有任何陆军大学的师生敢于否认,石原莞尔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最强大脑”。

  按照惯例,陆军大学每一届毕业成绩名列前六位的学生,可以获得天皇御赐的梅花军刀,这种优秀毕业生被称为“军刀组”,享有这种最高荣誉即意味着今后可以平步青云,前途无量。可石原莞尔刚从陆大毕业不久,1920年4月就被发配到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司令部,这在别人眼里是一份饱受排挤的差事。可石原却欢天喜地,因为他早就想来中国看看了。

  和许多日本少壮军人一样,石原莞尔对中国的感情有一个奇特而复杂的转变过程,最开始时他甚至非常同情、支持中国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石原莞尔正在驻朝鲜春川的日军中担任一名小小的少尉。他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激动得不能自持,把自己的一小拨士兵带到一个山头上去,一齐狂热地对天鸣枪,泪流满面地仰天高呼“中华民国万岁!”那时日本思想界普遍信奉中日提携、黄种结盟的“亚洲主义”,石原和许多日本人一样,觉得中日同文同种,荣辱与共,应该互相联合对抗西方列强的侵凌。

  但来到中国一年多后,石原的看法发生了彻底转变。为了搜集情报,这个“军刀组”的高材生不辞辛苦,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劳作,目睹了各种恶势力对老百姓的盘剥。有一次他与一位中国警察发生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

  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乱局,让原本对中国怀抱热望的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他认为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只有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日本才有资格引导亚洲,解救中国人。更重要的是,石原认定在这样一个政治腐朽、官民对立的国家,即使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也肯定不会支持政府。这成了他后来大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依据。可这个“天才”参谋也许从未想过,东北可以暂时被征服,但永远不会被断送;中国人可以被杀戮,但绝不会低头。

  石原再次来到中国,已是8年后的1928年10月。此时他已升任日本关东军中佐参谋,心胸眼界较过往天壤之别。此前石原曾留学德国三年,不仅详细考察了欧洲现代战争的实况,还对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所谓“石原主义”的军事战略,确立分割占领中国东北的侵华构想。

  恰在此时,石原莞尔“邂逅”了生命中的“贵人”——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板垣曾是石原莞尔陆军仙台幼年学校的同学,而且两人八年前曾在汉口共事,当时一见面就在侵华方略上引为知己,打得火热。此次重聚中国东北,两人遂成为日本军界的铁杆搭档,准备放手大干一场,一起扮演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从1929到1931年,在石原莞尔的建议下,板垣组织了三次专门研究侵占东北的“参谋旅行”。名义上是“旅行”,实则是秘密潜入长春、哈尔滨、山海关、锦州等地进行实地侦查,制订侵华作战计划。石原莞尔亲自操刀撰写了大量报告和计划,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石原构想”。所谓“石原构想”,就是一整套日本称霸世界的扩张路线图。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国土没有战略纵深,没有足够资源供应,应该先将中国东北拿到手,通过“以战养战”,以“满蒙生命线”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中国,最终代表东方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文明的“最终对决”。

  板垣征四郎对石原莞尔的“天才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每次开会都掏出个小本子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这伙战争狂人每星期都扎在一起碰几次头,详细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1930年12月,石原指导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该报告提出日军一两年内就要占领东北。当石原将这一计划提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审批时,三宅光治感叹道:“这个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您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

  要知道,这个疯狂的想法不亚于一场军事上的空前“豪赌”。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则是448000人,拥有大量的捷克制机关枪和迫击炮,空军有60多架飞机,无论兵力还是火力上都构成对关东军的绝对优势。面对强大的中国东北军,甚至连日本国内许多人都嘲笑关东军的军刀不过是竹刀。可从不信邪的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对付张学良用竹刀就足够了。战争一旦打响,不要两天我就可以占领奉天!”

  对付东北军没问题,可对日本国内如何交代却是大问题。《大日本陆军刑法》里有这样的规定:“司令官无故向外国开始战斗者,或无故擅权命令军队进退者,处死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按照这一律条,擅自发动事变,别说谋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之流,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都得掉脑袋!

  但石原莞尔坚定判断一旦冒险成功,日本政府一定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当务之急是先将生米煮成熟饭。

  在石原看来,“皇姑屯事件”是自己的前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的一次超级败笔。河本虽然炸死了“老狐狸”张作霖,可日本不但没能火中取栗,趁乱控制东北,反而适得其反地促使张学良东北易帜,离日本的掌控更远了。石原总结河本失败的教训就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再小打小闹。要独霸满洲,光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必须消灭张学良那50万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

  就在石原、板垣一伙紧锣密鼓暗中密谋的重大关头,谁也没想到竟然走漏了风声。这次行动原本是极其保密的,但关键时刻内阁首相若槻礼次郎却意外得到了消息。若槻内阁担心关东军的妄为将危及他们主张的妥协谨慎的“协调外交”,因此迫使陆军大臣南次郎赶紧派人出面弹压关东军,以免惹出乱子。

  1931年9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被派往中国东北阻止关东军闹事。事情至此已完全演变为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许多核心人物事前早已卷入“九一八”事变的筹划阴谋,这个建川本人就参与了这个计划,怎么能派他来阻止这场惊天的事变呢?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建川就玩起了“磨洋工”的把戏。他故意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吞吞前来。等他坐火车到达奉天,已经是1931年9月18日傍晚了。

  而建川从东京出发之前,就有意将陆军上层要约束关东军行动的意思泄露给部下桥本欣五郎,桥本赶紧向石原莞尔等人发来了秘密电报,说计划已经败露,要干就得趁建川到来之前——这就是“九一八”和“皇姑屯事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如果说河本大佐是因为孤掌难鸣而失败,那么石原莞尔背后却明里暗里有一大伙“同道中人”帮他撑腰。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就从东京弄了两门24公分大炮搬到神户,再装上船千里迢迢运到旅顺,最后拖到奉天,准备炮打北大营。石原莞尔更串通了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擅自将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

  尽管如此,这伙人并非没有担忧。1931年9月15日,得知建川少将要来后,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四人,秘密开会做出最后的决断。犹豫之中,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下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赌了。”结果铅笔向右倒下,四个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沉默许久,突然,其中的今田新太郎涨红脸大喊了一声:“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这句话一下说出了四个人蠢蠢欲动的心声,当下决定把原定于9月28日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前到了9月18日。

  9月18日晚,建川美次刚到达奉天,就被热情万状的关东军少佐花谷正迎接到了一家日本人开的高级料理店,还找来艺妓伺候着开怀畅饮起来。建川次长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觥筹交错喝了个烂醉如泥。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多,就在建川少将在醉乡中昏睡时,位于奉天郊区柳条湖的南满铁路边,传来了沉闷的爆炸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接到急电:“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正在向我军发动进攻。”在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作战会议上,胸有成竹的石原莞尔斩钉截铁地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对付中国军队之不法行为,应先发制人,“立即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凌晨,本庄繁同意了石原的方案。此时,第29联队已经兵不血刃进入了奉天城。六点半,驻有一万二千人的东北军北大营被只有区区500人左右的日本兵攻占。匆忙赶来“支援”的日军第二中队甚至来不及武装,就只有中队长带了一把军刀!

  石原莞尔曾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平定奉天。然而没有超过十二个小时,日军已全部占领了奉天。“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仅仅依靠一个师团和满铁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的兵力,在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大部。3年前,河本大佐费尽心思未能实现的预定目标,就这样被石原莞尔等轻松达成了。

  “九一八”中东北军完全缺乏有组织的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60年后,张学良回忆当年的情形说,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可惜这些悔不当初的事后诸葛之言徒唤奈何。此后两年之内,张学良就把东北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700万人民拱手让人,输得净光。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又一次极大地鼓动了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的野心,他们认为攻占整个中国都会像得到东北那样轻而易举。

  “九一八”后第四天,石原莞尔联合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形成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主张“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并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认为石原和板垣走得太快太远了,没有同意这个方案,而是派出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作战部部长今井均大佐来满洲劝阻关东军停止作战。

  石原看出了这些人“想吃汤圆又怕烫”的心理,但实质是在纵容和默许他们的“僭越”。失控的石原更加猖獗了,直接对两位特使毫不客气威胁道:“中央要是胆小的话,关东军就是全体放弃日本国籍,改编为满洲合众国国军,也要拿下全满洲!”白川和今井顿时吓得哑口无言,无功而返。

  按照当时日本军法,石原和板垣擅自策划发动“满洲事变”,把国家拖入战争状态,那是按律当斩的罪行。可是这两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从此成为拓展“皇国疆土”的超级“英雄”。石原莞尔于1932年8月直接由中佐晋升为大佐,顶着“凯旋将军”的名号奉命回国,得到裕仁天皇亲授的“金鸡勋章”。一时间,这个“满洲英雄”红遍日本列岛。

  1935年8月,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此后一路飙升,到1937年3月已晋升为少将,被任命为手握重权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站在了他人生的顶点。石原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改组了参谋本部,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石原部长成了实际上的参谋次长。因为当时的参谋总长是皇族挂名的闲宫院载仁亲王,实际行使权力的则是参谋次长。

  石原莞尔在当时日本社会的巨大影响,通过两件小事可以窥豹一斑:一是日本国际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一直是石原莞尔的崇拜者,甚至连小泽征尔的名字都来自板垣征四郎的“征”字和石原莞尔的“尔”字。第二件事是“二二六兵变”中,叛乱军占领了整个参谋本部。有位士兵刚要开枪,发现面前的人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战神”石原莞尔,立即收起手枪,朝石原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能够见到大佐阁下是一生的光荣,请大佐加油!”

  老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当春风得意的石原莞尔按照自己的战略大展宏图时,他却栽倒在自己当年埋下的因果里。

  如果说河本大佐的冒险精神在“皇姑屯事件”后孵化出了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这样一些战争狂人,那么六年后的七七事变中急于一展身手的军中后辈们,则已胆大妄为到没有任何边界。石原莞尔往昔那“日本英雄”的荣光已随岁月流逝,急欲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们已把他看作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了。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就直接出现了和石原莞尔顶撞叫板的人。此人就是他的下属武藤章。

  武藤章是主张全面侵华的中坚力量,一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就喜不自禁,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于是赶紧开始制订全面侵华的方案。早在1936年秋天的“绥远事变”时,关东军就想在内蒙古制造第二个“满洲国”,当时已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大佐飞到现场想加以阻止,就被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讽刺道:“石原桑,永久平特一肖规律公式。我们只不过是在重复先辈在满洲干过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

  对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他石原莞尔本人吗?只允许你发动“九一八”,就不允许别人扩大“卢沟桥事变”?

  两人相持不下之际,陆军最高指挥官、陆相杉山元的中途倒戈突然改变了事情走向。

  最开始时,杉山元同意石原莞尔等人“不扩大”的意见。但随着全面对华开战的呼声急剧高涨,墙头草般的杉山元立即改变了立场,他批评石原莞尔说:“所谓不扩大只是避免全面战争,而不是不顾皇军的威信。”

  眼看杉山元也成了“扩大派”的领头羊,石原莞尔感到大事不妙。1937年7月11日凌晨,他急匆匆赶往首相近卫文麿的官邸,试图说服近卫首相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否决陆军提出的向中国增兵的计划。但他来迟了一步,就在前一天晚上,陆军大臣杉山元已找到近卫文麿强硬地提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过于薄弱,必须立即向中国增兵。他还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张狂地扬言,征服中国只需要三个师团,三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在7月11日当天,近卫内阁正式发布声明:“卢沟桥事变,是中方蓄意的反日行为,中方应为此谢罪,并下重大决心决定对华增兵。”

  7月18日,石原莞尔在万般矛盾中批准了作战课的“对华全面作战”设想。但他仍然顽强地面见陆相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力陈照此下去日本大有走向全面战争的危险,其结果可能会如拿破仑,势将陷入无底泥潭。他主张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会谈,解决日华根本问题。

  但事态的发展并没顺从石原莞尔的意愿。7月20日,由于石原压制了第二次动员方案,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便将拟制的这一方案越过石原提交陆相,并交内阁会议讨论。石原莞尔与武藤章的矛盾公开化,两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武藤章以辞职相威胁,石原不得不让步。

  一生孤傲的石原莞尔见大势已去,遂于当日提出辞呈。号称“陆军第一天才”的石原,从此黯然远离了日本的权力中心。他的军人生涯由盛转衰。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重复。取代石原莞尔的武藤章正式成为侵华幕后“谋略家”,得到参谋本部的大大赏识,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天皇。武藤章制造了“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案”等血腥罪行,做到日军中将高官,最终赢得的却是甲级战犯的一副绞索。

  1937年9月,石原调去关东军出任副参谋长。这下他遇到了一生的“克星”,提前完结了政治生命。这个“克星”,便是一直被石原莞尔讥讽为只具备“上等兵头脑”的东条英机。

  石原莞尔终其一生都不掩饰他对东条英机的鄙夷不屑,直到战败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席听证时,他为日本所有的战争罪犯辩解,只对东条英机余恨未消地大加鞭笞:东条英机实际上应该去当会计军官,让他去管十挺机枪可能不会出任何问题,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会认真地做笔记,但怎样使用这些笔记就已经超过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石原莞尔对东条英机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是没有来由的。同为陆军大学毕业生,石原轻轻松松就名列前茅,而东条则是那种死不开窍的笨学生,连考了三次才勉强考上陆军大学。石原莞尔一直看不上东条英机的本事和格局,觉得这种人上台执政,只会把日本推向深渊。

  有一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找东条英机讨论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石原也不请自来地参加了。岸信介刚刚汇报完,石原就大大咧咧地指示:“不错,就这样定了!”然后指着坐在边上的东条英机说:“那个人(即东条英机)是宪兵,他懂什么合作社,就这样就行了。”弄得东条尴尬万分,只能苦笑。

  石原莞尔不仅在同僚下属面前不把东条放在眼里,就是当着东条英机本人的面,也多次对他冷嘲热讽,当面称呼他“亲爱的傻瓜”。

  如果说这些事情还只属于个人恩怨的话,那么两人在战略思想上的根本分歧,终于发展成了针锋相对的抨击较量。特别在如何统治“满洲国”的政策上,两人的矛盾纷争日趋激烈。相比于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的侵略思想更加老谋深算,用心深远。他的战略一旦实施,给亚洲人民造成的灾难无疑将会深重得多。

  可东条并没有忘记这个死对头,对石原莞尔不断穷追猛打。1939年8月,石原调任驻守京都的陆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在此期间,石原出面组织了所谓“东亚联盟运动”,想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以图东山再起。不过,东条英机很快粉碎了他的迷梦。1940年7月,东条出任近卫内阁陆相后,促使内阁于1941年1月宣布“东亚联盟运动”为非法组织。石原莞尔毫不示弱,拒绝接受东条英机下达的《战阵训》,指出此举“是对天皇统帅本义的蹂躏和不敬”。东条闻讯大为震怒,在1941年3月解除了石原莞尔担任的第十六师团师团长职务,干脆将他编入预备役,彻底放逐。被排挤出军界的石原莞尔在立命馆大学当起了教书匠,专门讲授《国防论》,继续与东条唱对台戏。东条英机不仅派宪兵跟踪监视石原莞尔,禁止他的书出版,后来干脆命令立命馆大学辞退了他。石原迫不得已于1942年9月回到家乡隐居,终于成为主张“东亚联盟”的“远吠败犬”。

  有意思的是,石原被赶回老家后三个月,东条英机竟然少有地主动邀请这个老对头进行了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东条很真诚地问道:“石原君对今后的战争指导还有什么看法?”石原莞尔的回答依然那么个性十足:“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具备指导战争的能力,这样下去日本会亡国的,所以请尽早辞去内阁总理的位置。”

  东条当然没有打算按照石原的忠告去做,而是一直到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以后才灰溜溜地辞职下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公布的战犯名单中,没有包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

  最后一次出庭作证,成为石原莞尔人生舞台的最终谢幕。两年后的194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为没当上战犯而遗恨千古的“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莞尔,死于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终年60岁。就连他的死因,也似乎验证了中国那句老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930年石原还在关东军参谋任上,一次下马不小心被那把长长的“家传宝刀”在裆部扎了一下,引起尿道撕裂医治无效,长期血尿最后转变为膀胱癌,所以石原莞尔早死且无后人。

  石原莞尔去世之前8个月,1948年12月23日,他一生的“知音”板垣征四郎和“敌人”东条英机,同时被盟军绞死。这群打着亚洲人、黄种人旗号的战犯,不管他们的主张多么不同,喊出的口号多么漂亮,都不过是疯狂的时代制造出来的一批疯狂怪物。正是他们的疯狂,把中日两国拖入了一场千古浩劫。